影响
从1978年秋天到1979年全年，是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关键年头。因为1980年2月，万里便调到中央工作，5月，邓小平便发表了首肯包产到户的谈话。在此之前的时间，无疑是确定两家典型各自影响的关键时间段。
山南区自从78年9月15日在黄花村启动包产到户后，秋种时，全区1006个生产队，就有775个实行包产到户，覆盖面占77%，1979年，由于受山南的影响，春耕时全县包产到户生产队占23%，夏种时占37%，双抢时发展到50%，年底，全县已有819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总数的97%。肥西县包产到户一年定局。
山南对全省的影响：
肥西山南农村的改革实践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视。1979年2月2日，省委工作队进驻山南。2月7日，万里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在会上表态：“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会议决定在山南区的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个举措，使山南公社一举成为全县、全省、全国第一个公开实行包产到户的公社。这一年，万里分别在5月21日和12月13日两次到山南，公开支持山南农民搞包产到户。万里不仅从基层入手进行试点，还在干部中宣传山南的做法，1979年2月16日，他就曾召集六安、巢湖、滁县3个地区地委书记，向他们介绍肥西的包产到户；3月17日，当《人民日报》刊登张浩来信，反对包产到组时，万里在滁县地区仍说：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既搞了就不要动了。安徽省委的试点决定和万里的支持，无疑使山南之风吹遍江淮，影响和推动了全省包产到户的进程。“1979年，推行包产到户较多的有宣城、芜湖、东至、无为、肥东、长丰、颖上、固镇、来安、全椒、嘉山、阜南、六安13个县。”
肥西“对全国影响也很大，中央党、政、军机关有20多个单位负责同志，全国有23个省市负责农业的领导同志先后到肥西考察。”（引自周曰礼《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
【典型对照之三：
小岗在本县本省的影响：
1979年，小岗由于是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故县里一直不知道，所以很难谈到影响。特别是由于公社和县里的干涉，反复比较大。按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1979年12月20日的调查报告所讲，在1979年春天，小岗一开始划分为4个作业组，不行才划成8个组，还不行，才偷偷包干到户。而且在当年底，在县里的“一律”规定下，又拢成了8个作业组。由此可以看出，在安徽省实行责任制关键性的1979年，小岗的所谓先进作用尚在徘徊未定型之中。
1979年，小岗村既然在本县未产生影响，在全省自然也未产生影响。直到1980年1月上旬，安徽省委在合肥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将本县政研室写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交给万里，万里才知道小岗这个名字。1980年1月24日，万里小岗之行后，小岗的包产到户才在本县不推自广，4月底全县有25%的农户实行包干到户，8月上旬，全县除少数生产条件较好的公社外，全县各区社都实行了包干到户。
从上可以看出，由于凤阳1979年实行的是大包干到组，所以实行包干到户比肥西的包产到户迟了一年多。当1980年山南包产到户影响全省全国的时候，小岗的包干到户尚在影响凤阳全县的范围内。
决策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农村政策问题时，对包产到户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小平对包产到户一锤定音！
在此之前的4月20日，邓小平还说过：
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
笔者探求的是：肥西、凤阳的材料（包括山南和小岗）是如何闯进邓小平的眼帘，从而促成最高层的拍板决策。
万里的反映自然是重要的。因为1980年2月29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且主管全国农业工作。他在和邓小平接触中，多次谈到安徽农村的情况。
另一个渠道，便是新闻舆论界的影响。
肥西包产到户的材料，实际上也是山南的材料，首先创向中央。
1979年7月，肥西暨山南包产到户的材料便呈上了中央办公厅的案头。这是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郭崇毅报送的。他于1979年初就到肥西调查，写出了一份《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于7月份只身赴京，上书中央。7月6日，通过中国社科院农经所转中央办公厅呈送胡耀帮同志，并于当年11月刊载于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未定稿》增刊。他于当年9月、11月又两次上书中央，均把肥西包产到户情况直接反映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手里。
紧接着，《安徽日报》记者汪言海也奔赴肥西，1979年7月份到山南调查了10天，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关于肥西县山南包产到户的调查》，在1979年9月6日第1493期《人民日报》内刊《情况汇编》上刊用，紧接着于11月8日在社科院内刊《未定稿》增刊上刊用。这可算将山南区包产到户真实情况通过内参最早反映到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手里。此后，他撰写的有7000多字题为《关于肥西县包产到户的调查报告》，又刊登在1979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第1624期《情况汇编》上。
1980年1月中旬，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代表安徽省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作了发言，他在发言中重点列举了肥西山南区、凤阳小岗生产队、来安玉明公社的情况。他的发言（主要是关于包产到户的发言）在大会上引起与会者的激烈争论。当31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领导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华国锋作了反对包产到户的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但他巧妙地把话题过渡到一个严峻的问题上：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标准，每人收入1000美金，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一个把安徽农村责任制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人是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吴象和新华社著名记者张广友。他俩根据万里的指示，深入安徽采访，精心撰写了一篇长达7000多字的报道《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发表在1980年4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运用大量事实，驳斥了国家农委机关刊物《农村工作通讯》给包产到户硬套上的“违反中央文件”和“违反《宪法》”这两项帽子，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对邓小平讲话起了直接影响的，笔者认为应该是吴象、张广友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这篇22000字的报道也是根据万里的授意采写的，于5月27日至30日在专送中央领导参阅的内刊上连续刊发。这组报道每天早晨即送邓小平等在京政治局委员。可以说，邓小平是在5月30日看完这组报道后，于5月31日发表了那个历史性的讲话。
请看《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中的一段：
……实行“大包干”产量责任制一年大翻身的凤阳县，在严重不利的自然条件下，大部分地区夏季作物长势也都比去年好……肥西县是实行包产到户比较早比较多（97%）的一个县，今年夏季作物长势之好在全省是数一数二的……
这段文字，可以作为邓小平讲话的一个佐证。
在这篇珍贵历史文献中，整段提到凤阳的有3处，整段提到肥西山南的有5处，就篇幅面言，描述后者的文字是前者的七、八倍。使人感到遗憾的是，通览全文，未能找到‘小岗’二字。
（笔者列举的材料均是指在邓小平谈包产到户之前，有影响有定评的历史文献，其它一些包产到户鼓呼文章，恕不一一列举）
【典型对照之四：
让我们再回到邓小平的讲话上来。
邓小平这天的讲话，显然是针对肥西、凤阳1980年午收前，实际上也是1979年的情况而言的。讲“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肥西1979年即达97%，这个“绝大多数”用的恰如其分。讲凤阳‘大包干’，未讲“包干到户”，因为凤阳全县在1979年实行的是“包干到组”。
从这个历史性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3点：第一，邓小平首肯的是包产到户；第二，肥西摆在凤阳的前头；第三，肥西的“绝大多数生产队”是由山南的影响而形成的，凤阳的“大包干”即“包干到组”之中，显然小岗在其之外。i
由此推断，在促成中国改革设计师邓小平的拍板决策中，肥西、凤阳的改革均起了作用，但具体到这两个县的两个典型上，山南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小岗基本上未起到影响作用。
使人感到不解的是，在当时产生影响的第一典型后来却不认为是典型，而在当时未产生影响的普通典型后来却成为第一典型。岂不怪哉？！
实话实说，有些人可能感到不顺耳，但事实毕竟如此。
